揭秘“家庭出柜”: 一项鲜为人知的同性恋研究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出柜”( Coming Out）是同性恋圈中的隐语，即走出自我藏身的 “橱柜”。“家庭出柜”指同性恋者向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 表明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在儒家文化圈中，家庭在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甚至成为一种个体属性。中国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身份属性来自其家庭—亲属系统而不是性爱对象的选择”。很多同性恋者宁愿躲在橱柜里也不愿意出柜，由此形成了“认同而不出柜”的生存状态。家庭出柜的结果往往是父母拒绝接受同性恋子女的新身份，导致原本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造成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冷漠甚至各种悲剧。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子女个人的 “私事”，也是 “家事”，同性恋子女的现身对父母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观念冲击，它意味着父母从此失去那些潜在的家庭角色，他们可能会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可能遭遇社会污名等。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反而会在他人面前竭力掩饰子女的同性恋身份,“子女出柜、父母入柜”表达了家庭出柜产生两代人之间的尴尬窘境。社会成见、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立场和个体认知等因素都决定了父母对同性恋子女家庭出柜的态度。

在恋爱文化大众化和婚姻关系浪漫化的今天，婚姻成为对性愉悦的个人追求，人们不再仅为取悦双方的父母而结婚，同时也为了情侣之间的情感和性。与此同时，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一些旧有的观念在很多父母的思想里仍然根深蒂固，传统伦理本位的文化系统集中表现为以 “孝”为核心的一整套礼制。在一个 “百善孝为先”的社会中，同性恋子女对家庭出柜的担忧主要是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所谓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强调家族的延续、和谐、富足和声誉等家族主义的取向下,“人们生活圈内的运作一切以家族为重，以个人为轻；以家族为主，个人为从；以家族为先，以个人为后”，杨国枢将这种集体主义称作 “家族集体主义”。这种家族取向的互动特征与社会关系决定了同性恋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本文中，“家庭出柜”主要指同性恋者向自己的父母出柜，且不探讨已婚的同性恋者向自己的异性配偶和子女出柜的情况( 即 “同妻”、“同夫”问题) 。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 “同性恋恳谈会”现场的讨论和笔者本人所做的访谈。文中所用名字皆作了匿名化处理。

个体特征、前期铺垫与时机选择

在一个以他人和关系为取向的社会中，父母将子女的身份也视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因此与子女共享 “同性恋”身份。父母在子女家庭出柜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拒斥、怀疑与接受的过程。家庭出柜的诸多因素中，同性恋者的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一些经历过的同性恋者认为家庭出柜越早越好，对父母是越拖越僵，因为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父母的期待也在不断地增强，到最后往往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例如一位男同性恋者讲述道:

我今年已经29岁，如果能够及早地跟父母坦白这个事情，我相信无论多早,也总比我这个时候好。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实在太难、太难了。首先父母非常难以理解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另外，年轻一点，承受打击的能力强一些。2007年的时候我母亲得了脑梗塞，后来我一直觉得这将会是我的一个心病，每每当我想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是我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怎么办? 我把这个事情拖了太久、太久了，我知道自己是gay已经有10 年，我们俩在一起已经有8 年。现在我都快30了，再去向家里提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太难了!

如果年龄太小，一方面出柜的主体很难有成熟的心理，另一方面家长也可能不太当真，以为只是孩子一时的想法，等长大了会慢慢改变；而如果年龄太大，子女一方由于婚龄的逼近而缺乏充分回旋的余地，父母一方则也因年龄大了心理承受能力更弱，这些都容易导致出柜的破坏性后果。在年龄的逼迫下，一些同性恋者不得不出柜。父母是否接受跟同性恋者本人的自我认同状态有密切关系，如果同性恋者自我的身份认同坚定、“理直气壮”，毕竟是骨肉相连的家长最终会逐渐地接受。此外，如果同性恋者能够在生活工作等各方面做得很好、让父母放心，那么父母可能不致于激烈地反对。在北京某同志活动中心的一次关于家庭出柜的文化沙龙中，一位男同性恋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同志本人自己的认同是一方面，这是理念性的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实践方面，独立很重要。如果你自己做得让父母放心，你能够过上很好的幸福生活，那么他们肯定是支持你的。你先自个儿把事做好了，比方说学习，那我就学习得很好、学习得很踏实；如果你已经工作，你就要在工作的领域做得很务实，做得很优秀，能够自食其力。我有点大男子主义，我让父母过好了，让他们觉得这个儿子很好，那么他们也会接受我的一切。其实说得核心些，就是自我认同了，包括理念、包括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捷径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个儿做好。

家庭出柜的过程中不要“出尔反尔”，因为这种反复容易不断地唤起父母的希望而最终的结果又是更深的绝望，从而不断地将父母推入痛苦的深渊之中。尽管有一些研究指出男同性恋者的出柜模式与女同性恋者有一定的差别，但在家庭出柜的问题上，男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遭遇非常类似。相比之下，家庭对女同性恋者的接纳程度要比男同性恋者高，父母的反应也略微温和些。由于对女性性别的文化定义比较具有弹性，所以女性如果违反了一般的性别角色，比较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同样地，不管是异性恋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太倾向于认为女同性恋者会对传统的性别角色构成明显的、直接的挑战与威胁。因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女同性恋者因身份认同而带来的困惑、认知紊乱、家庭冲突以及导致的各种极端行为也相对少些。然而，这样的结论在总体上而言或许大致如此，但是并不能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父母对同性恋子女出柜的个体性反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在调查中发现，导致家庭出柜产生负面效应的因素包括年龄相对较小、家庭依赖感强、经济尚未独立、缺乏铺垫的情况下贸然出柜、家长对同性恋的认知水平低下、与同性伴侣情感不稳定、宗教因素、单亲家庭(更加孤独无助，更希望有后代) 等。与之相应的正面因素则包括：生活相对独立、向家人逐步透露性身份、不直接口头表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是通过行为本身去表露、给家人自我反思的时间等。如果同性恋者已经进入异性恋婚姻、有兄弟姐妹并且其中已有人结婚生子、父母能够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家庭出柜。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同性恋者家庭出柜的首要对象(父母) 并没有显著差异，同性恋者本人以及父母的素养、家庭环境、子女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到首要出柜对象的选择。大体而言，如果强调情感性的维度，那么首先向母亲出柜的几率较大，一般中国家庭中母亲与子女相对更亲近，但这并不能一概而论。同时,在一些传统的家庭中，父亲往往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家庭话语权，甚至替代性地决定着家庭成员的自主选择；而母亲则处于无权的失语境地，她仅能提供同情、无奈与眼泪。在这种情况下，向母亲出柜不仅说服不了父亲，母亲的痛苦与不理解反而会阻碍同性恋者向父亲出柜的勇气。因此，不少同性恋者不得不断然向父亲这个权威直接发起挑战。但是，中国家庭中母亲较强势、甚至是一家之主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因此出柜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一概而论。出柜是一种个体性的选择，它应根据同性恋者本人的生活经验、能力、意愿和家庭(父母) 状况进行自我决断。

家庭出柜事先有一些铺垫性的工作，比如在未出柜前给父母接触一些关于同性恋的正面、积极和客观的信息；邀请父母一同参加同性恋聚会活动；或者通过给父母写信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书信中可以表述一些口头无法传达的内容，而且双方隔着距离，不容易发生面对面的激烈冲突，如下面这位男同性恋者认为写信的表述方式对出柜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我父亲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他对文字比较敏感。本来我觉得跟他关系不是很好，因为他比较强势。所以在我出柜之前的两三个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包括我对以前儿时的回忆，我知道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大概是写给他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其实对我出柜有一定的帮助。

还有一点是：同时向父母出柜，面临的压力会更大。很多家庭出柜失败，是因为父亲这一方接受不了。但是如果父母双方有一个可以接受，就相对好办。如：

出柜的话，你不要同时(向父母) 出，这样的话会非常危险。我妈说话的力度比较大些，“擒贼先擒王”，我先跟我妈沟通好了。因为我跟我妈之前做过一些沟通，然后(通过看博文等这些铺垫) 再找机会跟我妈说。

2008年深秋，我妈胃病突发住院了。我那会儿去陪她，陪了一宿，到了后半夜，我妈感觉好一些了，我们俩就往(医院) 外边去走走。然后刚好走到麦当劳，因为里面环境也比较好，我说咱们去里边坐一会儿。那里灯光比较温馨，背景音乐也比较柔和，而且还有就是：人少。我们聊生活的一些琐事,慢慢地，我就说：“妈,我跟您说一件事儿! 那个……当然,这件事对您来说是非常打击的……” 然后说了好多话儿，把这件事说得多么、多么糟糕，然后又说我怎么、怎么爱您。其实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跟我妈说过这样的话。我妈听了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把这事) 说得特别糟糕，她就很生气，说 “你怎么了? ”然后，我没有说我喜欢男的，我说“我不喜欢女的”。她说，“你恋母”。我当然说我不是。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长大了，知道什么是幸福，(同性恋) 不是犯罪、也不是病，之前你看博客也了解了。”我妈后来就说了一句话：“这条路不好走。”

有些同性恋者针对家庭出柜还精心拟定了详细缜密的行动纲要，也即 “出柜剧本”。他们会列出家庭出柜对象的具体名单与时间表，比如先向谁出柜、如何解释、该说些什么话对方容易理解与接受，等到对方大致认可和接受之后，再攻克下一个目标，直到最核心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业已争取过来的、接受自己性取向的亲朋好友都可以成为向父母出柜的协助力量。这样，家庭出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成为一个以父母为中心的同心圆，同性恋者从边缘向中心逐个攻破，最终达到让父母接受自己性取向的目的。如:

我的出柜过程列了一条很长很长的线: 先跟我妹说，向她解释，我妹在老家，在我父母那边；再跟我三叔说，三叔在河北，他跟我爸关系特别好，他们经常联系；他俩知道以后，我然后跟我一个表弟说。这几位接受起来还都挺好的。( 针对父母对出柜的不同反应) 我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比如假如父亲要带我去看 “病”,那好，我已经事先联系好了两个心理医生、两个医院，也是通过(北京同志) 中心的朋友(联系的) 。他们都是认可度比较好的医生，事先都打过电话。那个时候我三叔的接受(我的同性恋取向) 已经挺好的，因为他年轻一点，也经常上网，对这个东西也比较能够接受。我也跟他打过招呼，我给他列了单子，上面写着如果我爸给他打电话应该说些什么(的内容) 。还有给我老婆准备了一份发言稿，给我爸打电话说什么；还给我妹准备了一份，事先我都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了……然后(婚后) 又过了半年，我就跟我爸说，我跟这女人做不了，跟她没法在一起过。我们就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非常得安静，是在下午，正是昏昏欲睡的那个时候，我跟爸一起聊了三个小时。最后他接受起来还比较平静，他当时的反应是: “唉……”( 叹气) ，没有歇斯底里地一定要你转变。我妈的反应就比较强烈一些，第一次跟我打电话，一边哭一边打，后来几次慢慢地好一些。

宗教信仰、认知偏见与家庭期待

某些宗教机构对同性恋明确抱有敌意，但是宗教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父母对同性恋子女的态度仍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下面的个案提供初步的参照:

我四、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没有想过自己是同志这方面的事情，都是一心一意读书的人。进大学之后才觉得自己应该会喜欢男的。但在上小学时我也喜欢过女的，我喜欢我们班长。我是1986年(生) 的，2008年的时候出柜，跟很多人一样，也是被迫出柜。我是基督徒，母亲也是基督徒。我怎么让母亲知道(性取向)的呢? 因为母亲让我去温州一个教会学校读神学，刚进这个学校没多久，我感觉作为一个同志内心蛮压抑的，特别痛苦，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朋友。跟其他人一起聚会、闲聊，他们会说:“我们都找女朋友了，你为什么不找啊? ”有时候跟他们没有话可以聊。当时我想教会里的都是兄弟姐妹，跟他们讲(自己的性取向) 可能会帮助你，所以我就把我的事跟他们讲了。但是他们听了之后觉得挺惊讶的，说你长得挺阳光的,怎么会是那样的人? 没过多久，他们就把我的事情跟教会学校的老师讲了。老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我不能继续留在学校读书。他们叫我母亲把我接回去。这正是08 年的时候，我在家里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半年多时间都没有出去过。……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首先他们觉得这(同性恋) 是不可接受的;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在学校里面很不好。在我回来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理我，完全断绝了关系。

Andrew和他母亲都是基督徒，他母亲对自己儿子被动出柜(由教会学校泄密) 的反应和其他无宗教信仰者相类似：第一反应是自责，认为是自己和家庭原因(父母离异、儿童期缺乏爱)导致儿子成为同性恋者。和很多其他母亲一样，Andrew的母亲回避了儿子的性取向，而要求他结婚生子。许多父母对同性恋现象缺乏认识，在他们的观念中“同性恋”这种性取向是不存在的。当他们突然面对自己的同性恋子女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文化休克”。类似于子女从尽孝角度替父母换位思考，父母更多地从同性恋子女的将来考虑，他们觉得这条道路在社会上不容易走(好像它可以选择) ，而面对这种“节外生枝”又实在很无奈。比较典型如一位男同性恋者的母亲讲述道:

三年前他就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也去找过心理专家、跑过些医院，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还是存在幻想: 等过两年他会好一点。在前一两天，他又在电话里跟我谈起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俩人都弄得不是很愉快……他1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们俩相依为命，说实在的，作为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不想出现这种情况。那个时候我不懂这些问题，也没考虑过这些问题，我期盼着某一天他碰到合适的女孩子，两个人走到一起的话或许会好起来。现在真的， 说我心里不想、不伤心是不可能的。

许多农村家长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子女的出柜不是展示一种身份和性取向类别， 而是暴露一种 “病态”。父母的反应不是愤怒、责难和拒绝等一系列抵抗行为，相反，他们会与子女一道积极寻医求治，帮助子女做回 “正常人”。如一位来自农村的同性恋者的父亲如此讲道:

因为我们国家认为所谓的同性恋是有害的。弄得不好,别人认为你这孩子是怎么怎么地，所以心里有些顾虑。在社会上都认为这种人做些下流、流氓的一些事儿，在过去老的印象里有这些。……我的孩子经过那个治疗之后，开始几天精神上有些乱，现在稍微好点，(因为) 时间一长精神病药不起作用了。

同性恋被认为是“有害的”、是“下流、流氓的一些事儿”，同时它又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诊治的心理疾病，家长的观念中被灌输了各种陈腐偏见。然而，现实生活中父母面对的“同性恋”并不是遥远、陌生的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子女，他们朝夕相处，彼此太了解了。因此，父母开始怀疑：这个“同性恋”怎么会是那个“同性恋”呢? 他们的刻板印象无法得到印证。“相信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人父母的最真切的内心表达。农村家长的朴实、真诚和毫无功利意识，他们会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无知与偏见，而这些无知与偏见正是社会造成的。今天，城市的家长们可能很少再会那么固执地为同性恋子女寻医问药，即使他们去医院、找心理医生，大多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心中的疑惑，即 “同性恋是否真的不可治?”这也是家长自我接受的过程。父母相信自己的子女，从而认识到 “性取向不是坏的”，所以家庭出柜对提高同性恋者的社会可见度十分重要。

家庭成员家庭出柜中，就父母方面而言，他们需要对自身的角色和子女的期待进行重新定位和调适。父母对女子出柜的反应也高度个人化，他们的感受、情感和态度不尽相同，会经历不同的心理阶段，如震惊、拒绝与孤立、愤怒、“商讨条件”、绝望，以及最后是否接受等，它不仅取决于出柜之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父母是怎样发现、为何发现子女的同性恋身份、同性恋者本人的条件以及出柜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父母本人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很重要，在家庭出柜事件中，个体认知、专家话语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往往会产生激烈冲突。在中国的情境中，男同性恋者面对自己的父母可能更难以启齿，这不仅是因为父母对儿子有更强烈的传宗接代的期待，而且一些父母容易将“同性恋”与“鸡奸罪”的污名相联系，以为儿子下流、品德败坏。“家庭出柜最终往往是达成一种妥协，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最后的赢家往往还是沉默的第三方：即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很多父母不管子女的性取向如何，反正就认定一个“理”: 你得结婚并且生孩子。

家庭出柜与代际冲突

同性恋者通常倾向于 “认同而不出柜”，而父母对家庭出柜后的立场则是 “承认而不接受”。父母总盼望子女结婚生子，自己能够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一些父母在子女出柜之后仍抱有幻想，认为这只是一时的癖好，等时过境迁，一切都会发生改变。农村家庭对同性恋的认知相对较为陈腐，很多还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偏见。家长对同性恋子女隐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将来的顾虑。在很多家长看来，女同性恋者具有双重弱势身份： 首先是 “女性”，同时又是“同性恋者”。这种双重身份将影响她将来在社会上的被认可度，同时背后潜藏的、未曾言明的含义是它也会影响到作为家长的被认可度。许多父母还会以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子女的同性性取向，尤其是单亲离异、家庭失调以及家长对子女(异性) 恋爱的干涉，如:

高中时候她有过早恋，找的是异性，所以她大学时候这样我挺吃惊的，因为她不是从小这样。大学时她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感觉很自责，早恋那会儿她已经高二了，现在我追悔莫及，当时我却不惜拆散他们。

面对母亲的自责与愧疚，她女儿却全然不这么认为：

我中学时代就有跟男性交往过，我想跟我妈说，不要自责，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到大学之后，有了很喜欢的女生，基本上从我喜欢的那一刻就选定了。我觉得这不是你天生的或者后天怎样的，你是(同性恋) 的话早晚都会是。

同性恋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与不理解导致家庭的隔阂与无法沟通，两代人之间因为对孝道观念的差异而产生冲突，成为子女行孝的困境。事实上，这种困境在根本上是文化偏见与代际差异造成的。亲友会现场的一些男同性恋者对父母一代进行了严厉批判：

母亲们听到自己的子女是gay，是lesbian的时候，感觉很痛心、很难过，我们可以问一下，痛心或难过，是因为什么? 很多孩子不敢把自己内心最私密的东西告诉自己的父母，是为什么? 像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过得很不容易，(他们) 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读了不想读的书、做了不想做的工作、嫁了不想嫁的人等，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东西。(这一代的父母) 从一生下来到死都带着期待，从你生下来到你结束之前，都是跟父母的这种期待连在一起的。虽然你已经成人，但是你的生活会影响到你父母，你父母的痛同时也会加到你身上。什么时候你们的不快乐可以来自于自己呢? 什么时候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说，你一辈子实现了上一代人的幸福，现在又把幸福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where are you? 你们自己又在哪里呢? 父母应该找到自己的定位，说句非常不孝顺的话，父母 “无恩”，这是我一直的观点。很多父母生养孩子，是为了回报。当父母今天为儿女的未来、前途担忧的时候，请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的生命结束，或者我的生命结束，未来会怎么样?

中国好多父母活了一辈子，自己前半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东西。他认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就把自己一生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能容忍孩子有任何问题，他认为孩子的这种身份是一种问题。其实孩子是不是同志跟他的父母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父母只要过完他们自己的一生就可以了。

这一代同性恋者的父母经历了中国社会的裂变，许多父母认为子女是同性恋是自己为人父母的角色失败。他们总生活在他人审视的目光下，为他人而活着。中国人的 “身份”并不是被定义为一种 “自我的特性”，而是一种对群体归属感的渴望。这种身份缺乏独立的人格，它是在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中浮现出来的。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中国人的性格仍处于“口唇期”,与之相应的是“口唇依赖”型的人格特质，这种类型的人不仅依赖感强，而且要求很多，人与人界限不清晰。由于生活在群体压力之下，中国人的心理、伦理观念都与西方不同。就家庭结构而言，不同于西方家庭的继承模式，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种反哺模式，它更多地承担着社会功能； 而继承模式下西方社会的家庭更多地履行着情感、性满足的功能。在前者看来，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而在后者看来，婚姻更多的是一种个体行为。一位同性恋者的母亲也谈到自己的想法:

父母上半生过自己的日子，下半生就过儿女的日子，总想以儿女的骄傲为自己的骄傲，好像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了似的。我觉得自己现在过的就是我儿子的日子，我儿子好就是好，我儿子要不好我感觉就是不好。

父母一辈子的期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从子女那里实现自我的价值。然而，父母真实的内心可能并不是因为 “社会地位”、“颜面”或者 “传宗接代”等原因而无法接受同性恋子女，许多父母无法确切地在子女面前表达内心深处那些“脆弱”的东西，这些脆弱的东西就是爱，父母的拒绝与排斥是因为担忧子女的未来。现在许多同性恋者正默默在做的就是希望自己能经济独立，并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以消除父母的后顾之忧。此外，同性恋子女的家长也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还有艾滋病的污名。借用凡勃伦“代理有闲”的概念，同性恋子女的父母所遭遇的污名可以称为 “代理污名”,也即间接的、替代性的污名。这种社会污名也是父母考虑的一个因素。

思考：从 “出柜”到 “回家”

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在同性恋者的出柜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注重传统价值观的家庭通常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较低。家庭出柜一方面有赖于整个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缓和，同时也需要家长与同性恋子女价值观念的改变。许烺光视“报恩”为中国主要的文化习惯，它加强和巩固了群体凝聚力，而在西方文化中缺乏 “孝道”之类的思想。中国传统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 “五伦” (其中有三种是家庭关系) ，强调关系性与交互性。在现代中国社会，在“家庭”这一母体中的 “安身立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因此，家庭在中国同性恋者那里成为自己性取向之外的重要属性，家庭出柜也是同性恋个体在完成自我性身份认同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浦安迪( Andrew Plaks) 注意到社会关系在定义性格时的重要性，性格类型体现出来的独特社会关系结构要比心理学属性重要得多。他认为“出柜”和“现身并自豪”对中国人而言在文化上是成问题的，因为“出柜” 意味着离开家庭、父母和传统文化。相比较之下，“回家”(coming home) 可以被认为是同性恋者自我肯定的一种本土化术语和策略。“回家”意味着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宿。“家”并不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同性恋者一辈子挣扎不已的 “家庭”，同时也指同性恋伴侣组成的家庭，是让他/她感到温馨和支持的第二个家。出柜不是将性从社会中隔离并与社会相抗衡，通过“回家”表明同性恋者的可见性不是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性自我，而是作为一种在主流社会关系中定位同性恋者的方式。回家可以被解释为是将性带入“家庭—亲族”网络的协调过程，不是将同性爱欲挑出来作为概念探讨的场域，而是依据家庭—亲族范畴建构同性关系，通过回家打破“自己人—外人”的界限，逐渐融入家。

原标题：“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作者：王晴锋（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END

//  主编：狸　｜　责编：猕  

//  编辑：狐　｜　排版：狐